2017年,理财市场“画风”大变。股票也好,理财产品也罢,今年的投资,少了前些年追求暴利的“燥热”,多了一份稳中取胜的“淡定”。
展望2018年,在经济稳中求进的背景下,金融业严监管将持续发力,求“稳”或仍将是普通人投资理财的主流。
股市波动较往年小 对于搏击股市的投资者而言,永远都是“几家欢乐几家愁”,2017年也不例外。 上海股民郑咏琪属于前者。今年年初,她果断地买入了几只上证50指数成分股,截至目前差不多都有两三成的收益。“幸亏抓住了这一波‘白马行情’。”郑咏琪不无得意地说。 郑咏琪所说的“白马行情”,是指行业龙头企业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市场占有率、定价能力增强,支撑了股票行情的走好。 相比之下,股民郑莘就没那么幸运了,追高买入的几只次新股遭遇重挫,令他沮丧不已。“看来,坚持多年的炒新、炒小、炒高送转的思路不灵了。” 不止是股民收益分化,不同市场之间的“分化”也是2017年A股的最大特点。截至12月15日收盘,上证综指年内累计实现5.24%的涨幅,大幅“跑赢”创业板指数的-9.08%。同期,被称为“漂亮50”的上证50指数累计上涨23.32%。 监管部门权威人士介绍,尽管市场行情分化明显,但全年股市投融资功能明显增强,市场波动率明显降低,稳定性正在加强。以上证综指为例,2017年以来振幅为13.98%,明显小于2016年25.44%和2015年71.95%的振动幅度。 理财产品收益稳健 再来看看对于投资者技术没那么高要求的余额宝、P2P、银行理财等产品,不难发现,2017年各类产品的收益率没有“大起大落”,稳健成为主题词。 今年以来,以余额宝为代表的“宝宝”类产品的七天年化收益率普遍上扬超4%后逐步回落。目前,余额宝七天年化收益率降至3.9%附近。与几年前“宝宝”类产品7日年化收益动辄超5%、6%相比,今年“宝宝”类产品的收益率相对稳定。 同时,网贷之家数据显示,年初8.58点的网贷行业预期收益率指数,已经跌至12月2日的7.2点。从行业整体看,P2P年化收益率下降1个多点。 今年银行理财热度不减。从去年10月开始银行理财收益率不断攀升,今年6月底更是达到高峰。数据显示,去年10月至今年6月,银行理财产品平均预期收益率从3.65%升至4.4%。下半年开始,随着资金面维持紧平衡状态,市场利率趋稳,银行理财收益率波动幅度进一步收窄。 在业内人士看来,2017年投资理财产品的发展趋势与经济宏观形势、监管政策变化和投资者理念转化等因素密切相关。随着投资市场的深刻变化,投资者的风险偏好也悄然转变,关注重点也逐渐由“高收益”转向“安全稳健”。 趋稳或是明年主流 在宏观经济稳中求进的大背景下,2018年,金融业防风险、严监管的力度不会放松,这意味着金融市场上的“暴钱”将逐步回归理性,同时也给投资理财产品带来一些新变化。 目前,金融机构资管业务规模已经突破100万亿元。老百姓理财需求越来越旺盛。央行近日联合相关部门就资管业务征求意见,明确将打破刚兑,备受市场关注。 业内人士指出,如果保守的投资者是冲着刚性兑付购买银行理财的话,那么今后可能要选择存款、货币基金、国债等相对低风险的投资方向了。同时也不排除短期内理财市场可能出现增幅、收益率都下降的情况。 “理财市场变化很大,以前‘傻瓜式’的投资模式行不通了,还真得多学点理财知识才行。”投资者郭女士坦言。 “普通投资者应充分了解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不妨多追求稳稳的幸福。”无锡方万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陈绍霞建议,对于股票等风险较高的投资产品,投资者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要被市场情绪左右,为自己设置好安全边界。 对境外投资进行监管主要管什么 “主要是从大方向上审查境外投资是否危害国家安全利益。” 国家发改委利用外资和境外投资司国际产能合作处处长张焕腾说,科学审查有助于企业更健康地“走出去”。 分类指导,是《意见》的鲜明特色和主要内容。《意见》将境外投资分为鼓励开展、限制开展、禁止开展三大类,并罗列细项,明确具体投资领域。鼓励和禁止,语义都比较明晰,而对限制类的议论和关注较多:为何限制这几项?限制到什么程度?怎样判断某个投资项目是否属于这个类别? “纳入限制类的境外投资,不是完全不可以进行,但我们要对投资的真实性合规性进行审查,比如是否存在通过境外投资转移国内资产等情况。”张焕腾介绍,目前在“鼓励发展+负面清单”模式下,大部分境外投资活动都只需要备案管理。房地产、酒店、影城、娱乐业、体育俱乐部等境外投资此前也是完全放开的,但近年来这几个领域出现了非理性投资倾向,因此被纳入了限制开展的范畴。 使用不符合投资目的国技术标准要求的落后生产设备开展境外投资,以及不符合投资目的国环保、能耗、安全标准的境外投资,也被列入限制开展的清单。张焕腾认为,这对更好“走出去”有不小的现实意义,有利于国际社会积极接纳我们的对外投资。 记者注意到,国家发改委在发布新修订的《企业境外投资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的同时,还发布了一份说明。说明中显示,新《办法》推出了一些补齐管理短板的新措施,比如全面覆盖各类境外投资,拟将境内企业和自然人通过其控制的境外企业开展的境外投资纳入管理框架。就是说,将来境内“母企”在国外生的“娃”做啥投资也得纳入监管,而之前这是一个监管盲区。 补短板之外,《意见》和新《办法》还通过创新监管工具、完善惩戒措施等念好“管字经”。比如新《办法》规定了信用记录和联合惩戒制度,事后监管将加大对违法违规行为的惩戒力度。近日,发改委联合28个部门建立对外经济合作领域信用体系,企业有扰乱对外经济合作秩序、对外造成严重不良影响、危害国家声誉利益等行为,会被列入黑名单,严重失信的主体将被联合惩戒。 “如今的管理思路很清晰,‘事前管理有区别、事中事后全覆盖’,敏感类项目事前管理更严格,但更清晰更透明,其余项目管理更宽松,所有项目都更强调事中事后监管。”张焕腾说,未来将进一步简化核准和备案的流程,既压缩经办人员的自由裁量权,更加客观审慎,又不会给企业带来额外负担和较大的不确定性。 “总的来讲,《意见》让政府在境外投资的监管方面更精准地发挥作用,不搞一人感冒、所有人吃药的‘一刀切’管理。”商务部服务外包研究中心副主任邢厚媛说。 “市场导向”是监管中不变的红线 从2004年发布《境外投资项目核准暂行管理办法》,到2014年发布和修订《境外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办法》,再到此次的《意见》和新《办法》,我国境外投资政策体系不断完善,“市场导向”红线一直贯穿其中。比如《意见》首条原则就是“坚持企业主体”,明确“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按照商业原则和国际惯例开展境外投资”等。 “政府对跨境投资进行适当管理和规范引导十分必要,但尊重企业主体地位同样重要。该管的要管起来,该放的也要放到位。”张焕腾表示,截至2016年底,我国在境外设立的企业超过3.7万家,企业自主决策、自负盈亏、自担风险,总体看,多数投资行为都是理性的。 “放”的闸门越来越宽。《企业境外投资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重点放宽了事前监管,“走出去”的第一步更容易迈了。比如,新《办法》拟规定,中方投资额3亿美元及以上的境外收购或竞标项目,不再需要向国家发改委报送项目信息报告并取得确认函。中国华(港股00370)信能源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叶简明说,拟取消这个备受市场关注的“小路条”制度,是对外投资管理简政放权跨出的一大步。“当初设立‘小路条’制度,初衷是防范企业之间的恶性竞争,但在实际操作过程特别是境外项目竞标中,影响了中国企业的交易确定性和时间表,使我们在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 新《办法》拟进一步提高便利性。比如,明确属于国家发改委核准、备案范围的项目,地方企业直接向国家发改委提交有关申请材料,不需要由省级发展改革部门初审。再如,属于核准、备案管理范围的项目,在项目实施前取得项目核准文件或备案通知书即可,也就是说,可以先签合同再拿文件。 “放”的力度大了,有人担心“走出去”的风险也会相应增加,甚至可能传导到国内而引发系统性风险。但在张焕腾看来,除了敏感类项目,只要企业审慎决策,金融机构审慎放贷,政府监管不应过多干涉企业经营。 监管要上下贯通、左右协同 放管结合,对绝大多数“走出去”的企业是利好,但也有企业在《意见》出台后遇到了烦心事。 “《意见》出台后,限制、禁止类投资领域有所调整,地方相关部门进行了外汇核销。一审查,我们的第二期资金就被卡住了,正在建设中的项目就断了粮。”眼瞅着项目“瘫在那里”,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国际产能合作项目的某地方制造企业负责人急得不行。 采访中,还有企业抱怨,新政策出台后,地方相关部门把握不准,迟疑观望,耽误了合法合规的境外投资,有的甚至造成“误伤”。 如何让政策上下贯通?邢厚媛认为,顶层设计应当精准明确,一把尺子量到底,避免地方在理解上瞎揣摩、在执行上出现跑偏,同时要防范地方懒政行为。“当前正是‘一带一路’建设播种期,好时机加上好政策,别被懒政拖了后腿。” 新政策落地生根,也需要相关各方“合奏”出更强音。朗坤智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武爱斌介绍,公司近年来为不少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企业提供信息化服务,经常发现一个对外投资项目就有一套管理信息系统,各种系统标准不统一、信息不共享。“建议各部门协同建立一个统一的信息管理平台,保障监管标准化、透明化、可追溯。”武爱斌说。 记者注意到,新《办法》的说明里提出,拟建立协同监管机制,通过在线监测、约谈函询、抽查核实等方式,对境外投资进行督察检查。 张焕腾认为,境外投资管理要上下贯通、左右协同,亟须将政策规范上升到法律层面。“目前我国有关对外投资管理的文件都是部门规章,需要一部覆盖境外投资各方面全流程的法律法规,提高各部门协同管理效率,也更好保障投资主体的权益。” 放活管好,还得提供优质服务。“服务应该成为管理中的常态。”邢厚媛说,政府既要当好“风险预报员”,加大信息发布力度、提供风险预警,减少企业的信息不对称;也要当好“企业服务员”,为企业海外投资开展必要的培训、咨询等,提升企业风险防范能力。此外,政府应为企业“走出去”创造更好的环境,“在国际层面,应进一步促进自由贸易区建设、商签高标准双边投资协定等国际协定;在国内层面,应进一步为企业‘走出去’营造稳定可预期的政策环境。”邢厚媛说。 “放管服做好了,防风险和便利化就不是一道两难的题,而是一个两全之策。”张焕腾说。 版权保护声明:「成都市投融资商会」除发布相关原创文章以外,亦致力于选发优质财经类文章的分享交流,可能会做部分删节修改。我们极其尊重优质原创内容的版权,如本号所选内容未能联系到原文作者本进行授权,敬请作者和我们联系。 来源 :人民日报 (声明:本栏所载文章目的仅限于传播信息,文中观点并不代表本商会立场和观点。) 一家综合融资服务供应商